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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老百姓,抗战时有没有缴国军的枪械? | 短史记

独木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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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09-30 15:17:33  阅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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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:想请教编者一个历史问题,之前看一些报道说抗战期间蒋鼎文的部队军纪极差,甚至出现了老百姓带着日军缴械蒋鼎文部队的例子。请问,这段历史属实嘛?还有,抗战期间,国军的军纪整体如何呢?

 


 

文 | 谌旭彬

 

这种说法并非毫无来由。

 

1944年4~6月间的豫中会战(也称中原会战),因重庆最高决策层(具体来说就是蒋介石)对日军的战略判断失误,第一战区(司令长官蒋鼎文、副司令长官汤恩伯)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败。败退途中,确实发生了国军被“地方民众武装”抢劫缴械的现象(“带着日军”这种情节,笔者未见到史料依据,其说法出自作家刘震云的小说《温故1942》)

 

有这么几份史料为证:

 

一、汤恩伯的《检讨》

 

豫中会战结束后,汤恩伯提交了一份《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》其中有这么两段:

 

“此次会战期间,所意想不到之特殊现象,即豫西山地民众到处截击军队,无论枪枝弹药,在所必取,虽高射炮、无线电台等,亦均于截留。甚至围击我部队,枪杀我官兵,亦时有所闻。尤以军队到处,保、甲、乡长逃避一空,同时,并将仓库存粮抢走,形成空室清野,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。一方面固由于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,扰及闾阎,而行政缺乏基础,未能配合军事,实为主因。其结果各部队于转进时,所受民众截击之损失,殆较重于作战之损失,言之殊为痛心。

 

“又敌在行政下级干部阶层及各乡镇,各警所,多已隐伏汉奸分子,淆惑民众,阻扰国军,无不用其极。敌自龙门突破后,即窜大屯,开伪保甲长会议,当时民众竟尔持旗欢迎。当时宜阳县地方团队奉令破坏洛宜段新洛潼公路,洛阳民众竟以不敢触怒倭军为辞,持械抵抗,入夜又潜将破坏处修复。以上不过举其一例,政治如此,更安所望于军民配合之原则耶?”

 

汤恩伯在检讨里,将国军被“豫西山地民众”抢劫缴械一事的主因,归结为“行政缺乏基础,未能配合军事”,其具体针对的,乃是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李培基。

 

在另一封直接给蒋介石的电报里,汤恩伯也有很微妙的表述:

 

“中原会战未能达成任务,有负钧座,有负党国。中心惶恐,愧仄交集。失机原因,固有多端,而职德薄能鲜,处置未善,要为主因。现职部各军正在努力整备实力,不久当可恢复,目前处境虽极艰困,而干部团结无间,士气振奋,准备继续杀敌。惟此间环境复杂,矛盾多端,党政问题似较军事尤为复杂,似宜调整,庶可集中力量挽救颓势。(《汤恩伯呈蒋中正自我检讨中原会战失利并努力整补部队》,台湾“国史馆”数位典藏号002-080102-00075-011,1944/06/06。)

 

图:汤恩伯就中原会战失败致蒋介石的电报(图片来自台湾“国史馆”)

 

所谓“党政问题似较军事尤为复杂”,显然也是不点名地在针对河南省主席李培基。

 

汤恩伯如此针对李培基,一方面,与汤、李素来不和有关;另一方面,李培基本人确实也与国军被缴械一事脱不了干系。

 

热衷于袭击撤退的国军并收缴其武器者,是豫西地方强人别廷芳等人遗留的地方武装。这些地方武装长期割据豫西,抗战期间虽大多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,但仍保持着高度的独立性。汤恩伯部二十九军军长马励武,在回忆此役时,明确指责这些地方武装是袭击国军、抢夺枪械的主犯:

 

“当时,豫西土黄帝别庭芳遗留的武装力量,以‘地方自治’、‘守望联防’为名,纠合地方人民,袭击汤军。由于汤军自溃乱之后,纪律荡然,人民恨之入骨,这样就被地主豪绅武力头目所利用。(别庭芳当时已死,由刘杰卿及别庭芳的儿子等仍旧打着他的旗号继续称霸一方。)汤军各部已成惊弓之鸟,溃乱的部队也闹不清情况,只要一闻枪声,即以为日寇追到或挡住了去路,甚至在一声吆喝之下,就相率缴械逃命。”(《文史资料选辑 第32辑 第10卷 》,P187。文中括号内文字系原文所有)

 

所以,应该明确一点:不是“河南老百姓缴国军的械”,是“豫西的地方武装缴了国军的械”。

 

时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李培基,恰与这些地方武装有着很密切的关系。

 

据别炳坤在《有关祖父别廷芳的回忆》一文披露,其父别光汉(别廷芳之子)以“地方自治”名义坐拥地方武装,颇遭到刘峙等坐镇河南的军事长官的打压。为抗衡这种打压,别光汉选择向省内的其他政治势力靠拢,其中就包括李培基:

 

“别光汉使用很多方法,同先后任河南第六区专员(驻南阳)的王幼侨、罗震和朱玖莹等拉拢,使他们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伞作用。同时,别光汉又和河南省民政厅长李培基、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等拉拢。”“李培基曾送给我祖父一辆福特牌黑色小轿车。

 

如此,自不难理解,为何汤恩伯要在检讨文件和给蒋介石的电报中针对李培基。

 

1944年5月20日,蒋介石在“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”中写道:

 

“三、河南善后,更调省主席。五、决任辞修为第一战区长官。”

 

可见蒋介石也认同河南“军政不和”问题的存在。1944年7月,李培基被免去河南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职务。

 

陈诚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,取代蒋鼎文,与蒋、汤矛盾有关。1944年5月6日,蒋在日记中写道:

 

“此时最难者,莫如高级将领之粗拙无能,尤其是旧有将领,不自知其无能,而又自以为有资格之旧部,非予以重要位置,则不甘心。余不能以为事择人,亦视其资格与关系任命,此今日蒋鼎文在第一战区之所以败事也。

 

1944年5月7日,蒋在日记中又写道:

 

“上午六时与铭三通电话,问其登封部队消息,彼仍茫然不知,间其长官部平时为何不与各军部准备无线电通信设备,彼则推归汤恩伯指挥,而他即可不与通信。此种拙劣将领,诚令人欲哭无泪。”

 

“彼则推归汤恩伯指挥,而他即可不与通信”一句,已可见蒋鼎文(司令长官)、汤恩伯(副司令长官)二人在第一战区之火不容。

 

二、陈诚在第一战区的调查

 

豫中战败后,陈诚曾奉蒋介石之命前往第一战区调查。

 

陈诚在回忆录中写道:

 

“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四日,我曾在西坪及西安,召集师长与师政治部主任以上将领,以及后勤人员,分别举行作战检讨会两次,对于此次豫西会战之失败,得到很多坦白的供述,诸如:

 

……

 

七、军纪废弛已极:河南民间早就有‘宁愿敌军烧杀,不愿国军驻扎’的口号,

虽不免过甚其词,但军队纪律的败坏,实在也是无容为讳的事实。汤副长官不能以身作则,又个性太强,上行下效,往往相率蒙蔽,不敢举发。伊川、嵩县、登封遭八十五军洗劫极惨。十三军之于密县、城,预八师之于卢氏,四十军之于木洞沟亦复如是。长官部特务团随长官部行动,亦到处鸡犬不留。军民之间俨如仇敌,战事进行中,军队不能获得民众协助,自属当然。而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,且有乘机劫杀零星部队及予以缴械之事(《陈诚回忆录:抗日战争》,东方出版社,2009,P94。)

 

与马励武等人一样,陈诚也认定抢夺国军枪械者并非普通民众,而是“各地身任乡镇保甲长或自卫队长等之土劣恶霸”。

 

不过,因军、政对峙,第一战区当时确有一种民心惶惶的空气——汤恩伯以国军枪械被抢为由责备省府,省府方面则刻意渲染军队要报复民众,如河南省临时参议院曾有报告指责汤恩伯“诿过民众,以为屠杀豫民之张本”(其实汤并无此意)。1944年6月2日,陈诚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写道,第一战区有六件迫不容缓应该马上着手去办的事情。其中第四件正是:

 

民众深恐军队报复,致人心惶惶,宜由省政府及省党部、省参议会派员会同第一战区长官部或副长官部高级军官,负责处理。收回散失民间枪支,并酌付代价,以免激成民变,或为奸伪利用。(《电呈豫省善后处置刻不容缓谨陈六事即请鉴核》,《陈诚先生书信集 与蒋正中先生往来函电 下》,P575)

 

三、蒋介石的训斥

 

1944年7月21日,蒋介石召开黄山整军会议,专门检讨豫中(中原)会战与长沙会战。

 

会上,蒋介石痛斥第一战区的军纪败坏,认为其部队被民众缴械,是国军的耻辱:

 

“讲到这一次中原会战的情形是怎么样呢?有一些美国和苏联的军官和我们军队一同退下来的,据他们所见,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,而且缴械!这种情形,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,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!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,不载武器,不载弹药,而专载走私的货物。到了危急的时候,货物不是被民众抢掉,就是来不及运走,抛弃道旁,然后把车辆来运家眷,到后来人马疲乏了,终于不及退出,就被民众杀死!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,可以说到了极点!在撤退的时候,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,甚至于奸淫掳掠,弄得民不聊生!这样的军队,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,叫我们怎样作人?尤其叫我个人怎样对人;我统帅受到这样的耻辱,也就是大家的耻辱。(蒋介石,《对于整军会议之训示——知耻图强》)

 

显然,蒋无意区分参与缴械者究竟是“地方武装”还是“普通民众”。毕竟,这种区分并不能改变事情的本质。

 

一点补充

 

正好说到豫中会战,这里就顺便再介绍一点蒋介石个人对此役的反省。

 

1、在日记中,蒋介石承认第一战区的惨败,主因是自己“战略判断失误”。

 

1944年5月13日,蒋在“上星期反省录”中写道:

 

“本周军事、外论、党务皆处逆境,而以军事部署以口头命令、个人独断之错误,以致洛阳战局大坏,为生平所未有之怪事,因之内心惭惶,几乎寝食不安。此乃战区长官之无能,对之全失信任之心,故因恶成愤,是以对前方战事处处干涉,所以有此结果。以后对前方战事,应专责军令部处理,而勿再直接平涉,更勿可用电话作口头命令也。此乃一最大之教训,当永志毋忘。

 

5月31日,蒋介石又在“本月反省录”中写道:

 

“五月七日为敌寇战车在开封阳(佯)动所欺诱,而即令西龙门与虎牢关各军向洛阳增援,以致河南战局,转成为败。此为毕生惟一之愧悔,与无上之错,不得不特书,以明余之罪恶与愚拙。懂得此教训以后,军事处置乃不致自是自满,至此或为转祸为福之道乎。”

 

2、对外界,蒋介石也承认自己要为此次惨败负重要责任。

 

1944年9月16日,蒋介石在“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”上发表讲话,扼要讲述了最高决策层(也就是蒋自己)战略判断失误的全过程:

 

“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,我们所得的情报,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,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。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,是足够应战的。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连合作战的战术,来部署准备。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,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,参加作战。我们当时的布置,以许昌、洛阳为河南会战的两大据点,许昌的工事,建筑得相当的坚固,照敌人平时攻击的方法与力量,是必可久守无虞的。但是敌人攻击了几天无效之后,他就用战车来攻城,我们部队事先并未有此训练、各种工事,亦未注意及此。所以不到两天,许昌就被他攻破,吕公良师长也就在许昌城殉职了。我们到这个时候,对于河南战事,不仅要防御敌人的步炮空军,而且要防御敌人的机械化部队。因此我们不能不改变战略,除坚守洛阳,牵制敌人的兵力之外,凡临汝以东,平原地带的部队,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脉,另定部署,再与敌军作战。因为我们如果在平原地带,以步兵来抵抗敌人的机械化部队,决无幸胜的希望。统帅部按照这个计划,乃命令洛阳守军,必须坚守两周,预计两周之后,我们撤退到嵩山山脉的部队,就可以集中完毕,从新部署向洛阳增援反攻了。……不料我们临汝以东的部队一撤退,敌人不先攻洛阳而以战车跟踪追击我们撤退的部队,机械化部队与步兵行进的速率,当然不能相比,因此我们撤退的部队来不及集中,就被敌人冲破,然后他再用全力来围攻洛阳。”

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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